左 海 沙 龙

关于福建当代艺术家学术邀请展

范迪安

 

 艺术批评需要“近距离”地观察,比如只有看艺术家的原作和与他们放松地交谈,才能获得直接的感受,也产生许多新鲜的思考。艺术批评有时候也需要“远距离”地观察,比如对一个地区的艺术活动,对一种艺术现象,适当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能够得到更宏观的视角,看清对象基本的价值和问题。对于福建当代艺术,我的感觉在距离上则是既“近”又“远”的。这些年来,福建艺术家同仁的活动情况总是及时地传到我这里,他们新作品的图像资料经常就在我的案头,让我感到与他们的艺术状态十分接近。与此同时,我又试图对福建艺术作远距离的观察,以便更好地考量在那里发生的艺术现象及其与整个当代艺术的关系。我以为,福建艺术在“当代艺术”的层面上一直是有它自己的位置的,它既有自己作为区域文化的发生因缘和发展逻辑,又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图版中很强烈、很有自己特色的一块。在越是远距离看它的时候,它的这种特征就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就说《经验的差异》这个展览,它在21世纪初期的2002年在福建举办,就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2002年的中国画坛,堪称艺术“双年展”的年头。“双年展”这种国际大型当代艺术展览模式,在20世纪后半叶登临中国,开始只是在“新艺术”圈子里为人知晓,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到了2001年的成都双年展和2002年广州三年展和上海双年展在短时间里的相继举办,“双年展”在中国算是真正落地开花。但是,就象在中国什么东西一被提倡就过热一样,“双年展”也一下子就变成了“时尚”。艺术界中的清醒人士对此是有议论和反思的。除了广州和上海,2002年在全国地方省份举办的大型展览就属于在福州举办的《经验的差异》这个展览了。在艺术家的眼光和心理纷纷朝向“双年展”那样的机会和模式时,福建艺术家有自己的取向,办起自己的展览,这就很有自己的立场。可以说,这是2002年中国当代艺术别有特色的一次活动。
在展览的前言中,我写道:
这是一个集合了不同风格、语言、样式、类型的当代艺术展,具有这种结构的展览通行于今日国际,也在国内一些地方举办过,在福建则是第一次。 这种综合性的展览旨在体现当代艺术丰富的创造个性和多样化的观念取向,是今日中国开放的文化条件下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发展的象征。它为人们感触当代艺术的脉动节律、寻绎当代艺术的现实境遇、理解当代艺术的文化指向,提供了宽阔的视觉平台。 展览邀请了福建一批在艺术创造上有造诣和有积累的艺术家参加。他们在实践中表现出了鲜明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也进行语言表现和媒材运用的大胆实验,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个人的视角感受现实并寄注了文化关怀,因此,他们营造的图像、空间、氛境就不仅是提供形式美感的,也提示人们思考作品中的文化意涵。 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新世纪中国发展的两大特征,与之相伴的“全球化”进程既给我们带来文化机遇,也构成新的文化挑战。在这种文化境遇中,缘自地方文脉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当代艺术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前提。于此,在福建土壤上生发的这个展览,有它切入当代文化问题的重要学术价值。
  展览的前言主要是写给观众看的。回到艺术界本身,时间过去了一段,现在看来,这个展览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经验的差异”这个命题的提出——同时也是全体参展艺术家的共识——更有其文化上的“当代性”。“经验”的“差异”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福建艺术家不同的个人观念和语言方式上,这在展览的作品中已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地域文化”自身所坚持的文化位置上。在当代艺术活动模式普遍“从众”的态势下,这个展览提示了“地点”与“模式”的“差异”是必要的。这是一个新的话题。在文化“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和艺术运行模式越发“趋同化”的今天,如何发展当代艺术极其展览的地方特色,由此形成艺术上的多元主义?在国际“通行”的展览模式中,如何根据本地的情况寻找切合实际又保持艺术探索和实验性锋芒的展览模式?如何利用当代艺术展览推动本地区社会公众对新艺术的文化理解和文化接受,开展当代艺术的公共教育?……这些看上去属于艺术的“外部”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国当代艺术面前,成为艺术“社会学”同时也是艺术“本体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景观就无从谈起,中国当代艺术就会陷入新的“一体化”的怪圈。于此可以说,《经验的差异》这个展览,正逢其时地切入了当代艺术的现实课题。
  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趋势就成为摆在中国社会面前新的基本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必须迎向“全球化”的浪潮。加入WTO,与国际社会在经济交往上的进一步开放与接轨,形成广泛的交流,都使中国社会进一步融入当今的国际体系。在文化上,“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心与地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起来,文化上的“对话”与“互动”成为这个时期文化交往的主要表现方式。在我们享受“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科技快速发展和经济生活一体化的益处时,也要十分警惕文化上的全球主义。在艺术领域里,这些年来新媒体的急剧扩展,艺术样式的中外同步,艺术观念中对国际文化共同问题的反映,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对艺术的影响,也使中国艺术在思想观念上进一步创新,成为国际艺术交流中引人注目的一块图景。但是,与之相伴,也带来在展览体制、策展方式、对展览的评估标准等等方面被“全球主义”整合的危险。许多展览一味追随所谓的国际规则,希望展览的面貌成为一种国际版本,或者用西方的标准评价中国自己的艺术活动模式,这些都是一种误区。就像我们曾经有过在艺术观念上忽视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误区一样,在普遍重视艺术运行机制的今天,又出现了在展览模式上的误区。在这种情况下,在福建举办的这个展览不以当下“时髦”的方式为策划的出发点,而是着眼于福建本地区当代艺术的资源,同时着眼于一个当代艺术展览在本地区的社会文化功能,这就在价值观念上隐含了一种反驳和修正全球化与一体化文化模式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越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远距离地看待这个展览,这个展览就会愈发显示出他自己的立场与方式。由此回溯这些年在福建举办过的一些展览。比如,1998年举办的《亚太地区当代艺术邀请展》、1998年—2001年间福建艺术家持续举办的几次当代艺术活动,都有坚持从本地区出发,在展览功能和模式上独持己见的姿态。
  这个展览既有比较兼容的结构,又从中突出当代艺术的特征,把福建艺术家最新的探索展示了出来。这些探索既是福建艺术家在当代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思考和实践,也是福建艺术多年来保持敏锐精神的逻辑必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发展中,福建艺术家在思想认识上是不落伍的。在福建虽然没有出现以某种流派为标志的艺术社团,但却始终有一个与整个中国新艺术同步并且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他们注意艺术的整体发展态势,思维活跃,坚持探索,这些都在这个展览中比较集中地体现出来。例如在中国画方面,杨启舆、谢振瓯、洪惠镇、陈北辰、王和平、林容生等画家所进行的研究,与整个中国画坛这些年所走的路向是一致的,也就是注重从传统中重新发掘和提取出与自己个性相默契的因素,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与自己的现实感受结合起来。其中,杨启舆在中国画青绿山水这个领域所下的功力超乎寻常,从而画出了今日画坛难能可见的山水画青绿风格。又如林容生以现代文人的笔墨语言,一方面表达自我的性情,另一方面也表达自己在福建山水中的体验,在作品中展示了一种崭新的家园意识,一种有“我”与有“人”的山水画境界。同样,在油画上,从1980年代的早期开始,薛行彪就十分注重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画坛自觉注重形式的先行者之一,到现在,他仍然保持了一种敏锐的感觉。至于从80年代一路探索过来的艺术家,如李晓伟、陈宗光、唐明修、胡汉平、胡声平、莫也、朱进、沈也等人更是在艺术思考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年轻的激奋,他们不仅是福建当代艺术创作上的中坚力量,也是许多年各类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包括这次展览。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如袁文彬、陈志光、陈文令等乃至作为这个展览组成部分的一批艺术学生,对整个当代艺术的走向显然是更加关注的。他们和今天许多艺术家一样,对自己居住的空间并不在意,重要的是如何在思想上进入当代艺术的发展空间,走在当代艺术的前沿……如此论述,不尽枚举。这个展览在媒介、样式和语言上体现了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势,而在作品的主题、内涵上又有艺术家们基于福建本地的文化思考和现实感受,因此我说它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一块有机的部分。
  福建的地理位置、生活条件和气候特点等等外部的因素,都容易使人满足于艺术的传统审美和自我欣赏,但是,许多福建艺术家又具备了在思想观念层面对一些本质性艺术问题的思考,同时还具有走出地域、投入更大艺术空间的勇气。这方面,当今在国内和海外十分活跃的几位艺术家提供了极好的表率,像蔡国强和黄永平、沈远。他们今天在国际画坛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在福建这块土壤上思考与探索的起点,他们今天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对本土资源机制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福建的历史文脉有直接关联,从而让人的目光在国际“前卫”与自己生长和生存于斯的脚下土壤建立起桥梁。同样,像许江、邱志杰、荣荣等人,在今日绘画、多媒体、摄影各个领域分别做出的成绩,也不断地给福建艺术家群体思想上的鼓舞。严格说来,福建当代艺术包括了这些从福建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艺术家,走出去的艺术家运用了福建的“经验”,在福建的艺术家也同样尊重地域文化给予的“经验”,透过他们的不同表现,在福建“经验”的差异中,或许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命题。
  在这个展览举办的过程中——连同以往举办的当代艺术活动——都得到了省内有关文化部门的重视,也得到一些企业的支持,这也说明当代艺术的价值正在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也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机制。当代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探索意识和创造精神,与我们社会今天所需要的创新精神是一致的。展示了艺术家敏锐思考、生命悟性、探索勇气和个性语言的展览,对社会公众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教育。回到艺术本身,也尤其需要艺术家克服许多现实生存的困难,认定艺术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我曾经和许多福建的朋友谈过,福建艺术家一方面有敏感,有积极性,艺术创作的状态与新艺术的态势是同步的,但另一方面,又往往碍于现实给艺术提供的条件,使许多冲动和想法停留在议论中,也部分地缺乏坚持的信念。还是从“远距离”的角度说,从事艺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国家文化有承传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我由衷希望福建艺术家的学术方式与生命智慧在今天快速发展的文化形势中焕发继续的光彩。 2003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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